周雪光，1959年生，山东淄博人，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、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、中国国家治理、官僚制度。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: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, 1949-1994，《组织社会学十讲》等专著，以及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：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》，《从‘黄宗羲定律’到帝国的逻辑：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》等论文。
The Contentious French: Four Centuries of Popular Struggle（《法国人民抗争史》，汪珍珠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）的作者查尔斯·蒂利（Charles Tilly）是我极喜欢的学者之一，这本著作是我极喜欢的作品之一，从主题、布局安排到文字写作。虽然早就有了纸版本，但400多页大开本携带不便。苦于没有一个电子版本，不能随时随地交流；多次寻觅而不得，难以释怀。不料前几天无意间觅得正版的电子版本，犹如与一位久违的好友重逢，不禁把书言欢，开怀叙旧。
The Contentious French: Four Centuries of Popular Struggle
这本书的书名和副标题，如果直译的话，极简地概括了这本书的主题：“抗争的法国人：四个世纪以来的民众反抗”。英文中的“contention”有多重意思，特别指不同观点意见之争。但文中讨论的不仅仅是也主要不是观点意见之争，而是不同群体利益之争，而且多是作为弱者的民众对于强加而来的国家与资本力量的反抗。如此，在这一著作背景下将contention译为“抗争”更为贴切。这个读书感草就后才注意到，这本书于2018年有了中文版《法国人民抗争史》，可喜可贺，可惜还没有读到中译本。
蒂利身兼社会学家和史学家，曾任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历史学会会长，这一跨学科学会领袖殊荣实不多见。（记忆中Seymour Martin Lipset 曾任美国社会学会和政治学会会长，不过社会学和政治学在那个时代很是相近。）蒂利在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地带独领风骚，这本著作即是代表作，既有宏观审视的理论视角，又有细致入微的史料探究和呈现；既有具体事件、具体区域的深入考察，又有不同地区演变的对照比较。
Big Structures, Large Processes, Huge Comparisons
正如蒂利另一本书名——Big Structures, Large Processes, Huge Comparisons——所明示的那样，作者以处理和阐释大历史、长时段和宏观比较见长，社会学理论功底为其研究工作带来鲜明的个性创造特点，这本书亦是如此风格，在区区400多页里，作者处理了17世纪70年代至今（20世纪80年代）法国四个世纪以来资本、国家、民众抗争等宏大主题，特别是前两者的演变如何影响了民众抗争的方式或途径。这一著作与同一作者的名著《强制、资本和欧洲国家》一书可谓姊妹篇，同一主题的两个侧面，更侧重于国家与资本对立面的民众抗争，也更侧重于史学资料的呈现。尽管蒂利特意说明，这本著作从归纳法入手，着眼于那些具体的微观事件和过程，自下而上地、由微观到宏观地呈现宏大的历史进程，但读下来给人的印象是，说理驾驭叙事，思想组织情节。叙事整体强有力地凝聚其理论主题之上，即民众抗争的演变来自利益、机会和组织方式在不同历史过程中的演变而致。蒂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察，即民众抗争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我很欣赏蒂利下面的一段话：“一个新时代肇始的标志，不是一个新精英集团执掌政权之时，也不是一个新的宪则出现之际，而是当普通民众以新的方式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。”（p. 9）
蒂利的理论解释模型直观明了：利益、机会、组织三者间的相互作用，导致了民众抗争模式的演变。随着资本与国家的兴起和扩展，不同的利益群体，特别是民众利益，有了不同的重构组合，为民众发声和抗争提供了不同的机会；而随时代而来的各种新型组织形式则有助于民众组织起来、争取自己的利益，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利益、机会和组织三者间的互动。
而且，各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与国家演变的双重过程所提供的。国家借用资本来摧毁地方性权力基础，促就民众的无产阶级化；而随之而来的国家建设（statemaking）导致国家机器能力和复杂性，以及其强制性和攫取性权力的延伸程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国家和资本高度集中的趋势，民众也随之高度组织起来了。在这个思路上，蒂利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。
具体说来，在17世纪前的封建领地导致了区域性、分散状况的民众利益；民众抗争也因此而局部化、碎片化。随着17世纪路易十四的国家扩张政策，国家力量渗透于社会不同层面，人们间的利益也相互关联起来。利益、组织与机会的变化导致抗争的演变，民众的反抗形式也随之变化。17世纪的主要抗争形式还是以局部的、个别的目标为特点；18世纪大工业产生诱发了“罢工”（strike）这一抗争形式；19世纪的国家统治诱发了新的组织形式（全国性工会、行会等）以及相应的抗争形式：大规模的游行抗议（demonstrations）。
特别欣赏蒂利的两个观点。其一，抗争形式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特有的“资源库”。每一个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工程中积累了相应的、熟悉的社会交往方式和动员机制，它们成为民众用来动员起来抵制不公、争取利益的工具（repertoire of contention）。随着时代变化，特别是资本与国家的演变，这些资源库的内容也随之变化，一些工具或资源过时失效；而新的工具或资源应运而生。因此，民众抗争的形式、手段反映了时代的变化，特别是抗争对象的变化。
其二，虽然民众抗争时常是仓促而为，组织程度低下，但这并不意味这些举动是“失序”（disorder），而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的。换言之，这些看似“自发”（spontaneous）的乌合之众、乌合之举，背后可能有着稳定的制度逻辑。自己多年前关于“无组织的集体行为”的研究工作，也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分析的。换言之，民众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、局部的、碎片化的，还是相互关联的、跨领域或区域的、有着内在联系的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建设、社会建设以及两者间关系。这是一个值得开掘的研究课题。这本书以及蒂利系列作品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方面，还是作者高屋建瓴的眼界和自如挥洒的文笔。与通常的寓道理于叙述中的史学写作不同，蒂利以自己鲜明的理论思路和逻辑来驾驭材料，围绕自己的思路来组织材料。正如我们对所有好的学者的期待一样，蒂利一直有自己的声音（one’s own voice)。以我观察，这是一个好的学者的标志。
或许是因为史学叙事的训练，或是因为没有受到社会科学八股文格式的侵染，蒂利的写作没有社会科学文本通常的那种呆板沉闷气味，而是充满了丰富的联想，机智的比喻和明快的笔触，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和想象的空间。在写作的组织上，蒂利仿佛是一位老练的导游，循循诱导地带着读者看过一个个情节，一串串镜头，将故事背后的主题通过各种回响和变奏不断地丰富化、细致化。
还有文字：明快、简练、直率、自信。记得一位作家写道，好文笔的作品有这样一个特点：读者在任何时候、打开任何一页读下去，都会被吸引进去，有所收获。蒂利的文字属于此类。
阅读蒂利作品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中呈现的丰富层次和色彩，无论是对场景、事件还是理论思考。这一方面来自作者不断递进的研究开掘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应研究文献的积累程度、丰富程度、精细程度。细想一下，蒂利笔下的民众抗争事件涉及到人们的物质生活、生产活动、国家参与、以及从面包到歌谣的日常生活。作者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长期研究成果，而且采集了众多领域学术开垦耕耘的知识积累，包括不同流派的思想碰撞。
进而想到，如果一个研究领域中各种低劣作品充斥，毫无关联地杂乱堆积，没有在分析概念上、研究问题和学术知识上的持续推进和精细化，学者在研究开掘和思想灵感上也难有大的空间。想象一下，在思想和知识贫瘠的学术沙漠上，一个人的孤身远足，究竟能走多远呢？在这个意义上，蒂利是幸运的。
本推送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。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、编辑，题目为编者所加，原题为“读The Contentious French杂感”，不当之处请周老师指点。选编不易，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，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“勿食我黍”公号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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